叛乱发生后，西藏广大人民要求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的愿望非常强烈，1959年3月21日，党中央作出《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》的指示，指出因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撕毁“十七条协议”，叛变祖国，发动西藏的全面叛乱，使中央原来决定的六年不改革的方针自然不能再继续执行下去。
中央认为：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，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，实行民主改革，以便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，引导西藏地区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。
并提出了边平叛边改革、先叛先改、后叛后改、未叛地区暂时缓改的方针。中央明确指出，民主改革要“把自下而上的充分发动群众同自上而下的协商结合起来，对没有叛乱的农奴主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，依靠劳动人民，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，有步骤、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农奴制度。改革中要充分照顾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，继承和发扬藏族的优秀文化。”
4月15日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：“现在是平叛，还谈不上改革，将来改革的时候，凡是革命的贵族，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，总而言之，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，我们不使他吃亏，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。”
5月7日，毛泽东在会见十世班禅和阿沛·阿旺晋美时说，“你们主张边平叛，边改革，这很好。民主改革是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，希望你们多做工作，搞好民主改革，早日把西藏变成繁荣昌盛的新西藏。”
此后，阿沛·阿旺晋美不仅积极做工作支持民主改革和赎买政策，而且多次主动放弃政府发给他的赎买金。
5月31日，中央同意西藏工委《关于当前在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》，并批示：目前西藏地区的任务是，结合平息叛乱的斗争，采取边打边改的方法，完成全区的民主改革。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可以分为两个步骤进行：第一步，以“三反”(反叛乱、反乌拉、反奴役)“双减”(减租、减息)为内容；第二步，以实行分配土地为内容。西藏工委在之后的两年中，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，带领广大藏族群众，完成了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。
农区的民主改革严格按照中央关于分两步走的步骤进行。西藏噶厦地方政府解散后，在其管理下的地方军队、法庭、监狱和相关的法典一起被废除。民主改革当年，对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“谁种谁收”的政策，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代理人实行“二八减租”政策，即八成归农奴，二成归农奴主。之后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土地和多余的农具、耕畜、房屋，一律仿照内地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，实行赎买政策。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，彻底废除了农奴、奴隶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。在开展“三反双减”运动的同时，废除了农村旧政权，建立了农民协会。农民协会是在农村领导群众进行民主改革的基本组织形式，也是民主改革期间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。
牧区的民主改革采取了一种宽松、灵活的政策。改革的主要办法是“三反两利”，即反叛乱、反乌拉、反奴役，牧工牧主两利。除宣布废除乌拉差役、高利贷和解除人身依附的制度，没收参加叛乱的牧主的牲畜分配给牧民所有外，对整个牧业地区的生产资料不予变更，实行不斗争、不分配、不划分阶级的政策。1959年9月，西藏工委《关于牧区工作的指示》明确指出牧区工作好坏的标志，是以牧业经济是否得到了发展、牧民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为准绳；一切政治措施和经济措施是否得当，也是以此为准绳。民主改革赢得了广大牧民的拥护，生产力得到促进和发展，到1961年西藏全区牲畜总数达到1161万头(只)的创纪录水平。
寺院的民主改革采取了更加慎重的政策。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，寺院上层僧侣是三大领主之一。寺庙占有整个西藏1/3以上的土地和牧场、牲畜，拥有大量的农奴和奴隶。许多下层僧侣无异于农奴、奴隶。武装叛乱中，许多寺院参与其中，有些寺庙甚至成为叛乱的窝点。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，民主改革中，根据“政治统一，信仰自由，政教分离”的原则，严格区分宗教信仰与封建特权、封建剥削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，凡属封建性质的，予以废除，实行政教分离。对于参叛的寺庙，首先发动群众彻底清查隐藏在寺庙中的叛乱组织和叛匪残余。之后没收寺庙和僧侣的土地、牧场和其他生产资料，债务、乌拉差役等封建特权一律废除。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寺庙的一部分土地、农具、耕畜、房屋，也实行赎买政策。寺庙的土地和多余的房屋、耕畜和农具，经过与寺庙协商分配给农民，其多余粮食不予没收，但可经过协商，借一部分给农民，由农民在收获之后归还。至于他们的债务、乌拉差役，同样应予废除。要求所有寺庙必须爱国守法，不得违反国家的政策法令和干涉政府的行政事宜；不得私藏枪支；不得强迫群众当喇嘛，群众有当喇嘛的自由，喇嘛也有还俗的自由。对寺庙财产，可由寺庙僧众组织管理委员会民主管理，取消寺庙间的隶属关系。强调在平叛中，要注意保护名山大寺和文物古迹。
到1960年10月，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。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，解放了百万农奴和奴隶，开创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，实现西藏社会发展史上最广泛、最深刻、最伟大的社会变革。
来源：统战新语